诚利和
▲《狂_人日记》 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在大众心理普遍焦虑的当下，一群中国师生尝试用教育戏剧的方式，发现和表达自己，提出问题。由此让我们正视，每个人都有必要且能够从青少年时期间开始思索“我是谁”，探究我与他人、我与社会的关系，并找到一种能与世界共处的方式。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编辑 / 李屾淼 lishenmiao1989@126.com
青春期的孩子们脸上满是疲惫
“生活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但生活不是为了IEC，不是为了生命价值积分。其实，这些道理老早就知道，只是大家想吃人，或害怕自己被人吃，找不到出路罢了……”
6月中，在北京鼓楼西剧场上演的青少年戏剧《狂_人日记》里，拒绝成为实验品的中学生Cici忍痛取出身体里的动态卡，要挣脱包裹着她的“吃人”的世界。
主创把场景设定在2034年一个严格管控的校园里：IEC组织以“代际平衡”为名强制给学生安装动态卡，昼夜评估和监测学生的记忆。
不论是对动态卡，还是小团体的倾轧、随意造黄谣，以及成年人的管束、蛊惑，学生们大多顺从或麻木，而“发狂”的Cici作出了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截然不同的选择。
出演这部戏的演员是一群12到17岁的北京中学生。之所以想做这样一出戏剧，源自出品方抓马教育（以下简称“抓马”）的主创近年对青少年生存和心理状态的观察与忧虑。
“这两年明显地发现，许多孩子身体是往内缩的，爱低着头。有的孩子来了一年多只能躺地上，还有的孩子到现在还习惯全程戴口罩。”抓马艺术总监曹曦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上课和排戏时，手机都会统一收到篮筐里。一下课，所有人立刻奔着篮筐而来。“去洗手间就边看手机边走路，头也不抬一下。”剧团导演王通说。
好几位老师都发现，新冠疫情之后，许多孩子的行为能力发生退行。“比之前更容易受到惊吓，不敢尝试新事物。”青春期的孩子们脸上满是疲惫，眼神也习惯躲闪。“他们看起来敏感，情绪化，要么懒得理你，要么否定自己。内在是很深的低自尊和不自信。”
不止一个孩子觉得，排练最大的难点在于没办法保持专注。“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玻璃房子里，能看到外面。但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一点点在吃着我们，而我们已经不想和外界产生任何联系了。”
“很多事在疫情之前就存在了。”曹曦和王通指出，互联网是一个大的循环过滤系统，附着了各种东西，消解人的创造力。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需要朋辈认同，他们于是把这种渴望诉诸线上的一个个群落。然而，一旦被小的屏幕吸住，便很难逃离，想要将他们拉回现实世界愈发困难。
剧团孩子们的日常还发生了什么，他们有哪些平时不易被人、包括被自己觉察的感受？曹曦让孩子们写日记——摆脱不掉的情绪，至少可以先表达出来：
有的孩子看到同学无法记下考试的知识，因焦虑而落泪。
有人则面临社交困境，一个三四人的女生宿舍里至少有8个微信群。“想聊一个话题，不想被某个人看到，但此群的人会把聊天记录传到彼群里，说为什么你不在那个群里说话？于是不停解释，内耗……”
考试和分数也是普遍的困扰，“学校老师是关心我们的，可你躲不开的是，区里差一分就能拉开1000人。小数点后两位的数字都能把人呛死。我不知道这些分数有什么意义，但我不能允许自己的成绩掉下来。”
也有人家里有一个一言不合就用拳脚来发泄的父亲，“爱这个东西应该是感受到的人说的，而不是打骂之后还明目张胆地说那是爱。”
如果说百年前吃掉个体的是祖制、规矩和礼教；今天吃掉孩子的不光有社交媒体的算法、评价和监控系统，还有社会塑造的文化等等。曹曦指出，“当这些嵌入到人的神经，和我们对自我的看法混杂在一起，究竟你的意识来自自己还是外部的输入，已经很难分辨。”
反映和回应我们自身的关切
与通常见到的崇尚教化、更“孩子气”的儿童戏剧不同，抓马教育的剧目绝大部分都是原创，即便是在经典剧目上改编，也会在其中回应当下的社会议题和青少年成长中关心的问题。
每次做新戏前，曹曦和少年剧场的导演陈媛等老师会花大量的时间与孩子、家长们聊，他们最近遇到什么困难诚利和 ，有什么希望讨论的话题——大家共同的困境构成了剧作的缘起，每一个演员同时也是编剧、导演，老师不过是引导者。
抓马教育首席文化官、剧团常驻编剧克里斯·库珀说，他总是在剧本中尽可能多地融入孩子们的对话和行动，同时在结构中留出空间，让孩子们即兴发挥。“实际上，他们的理解往往比实际年龄要成熟得多，老师也在这个过程里从孩子们身上学习与吸收。”
比如克里斯去年写的《我是谁？》，便来自少年剧团的家长们听到的网络霸凌事件。但戏剧改编后故事的触及点不止于霸凌——戏中的女生吴盈姗在被羞辱后进入平行世界，看到听到了同学、老师和父母的独白，才懂得每个“施害者”的内心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和缺失。
▲抓马教育首席文化官、剧团常驻编剧克里斯·库珀 图/受访者提供
导演陈媛和李颖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孩子们讨论，他们心目中好的教育、好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样子？在电子产品使用还受到限制的年纪，手机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
去搜集孩子们的课本和作业作为道具时，陈媛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发现了一些小小的标记，一直在重复三个字，“我不好，我不对。”这深深地刺痛了她。
孩子们渴望被认同，渴望有更多同龄人之间的玩耍，却找不到时间和空间。演出前，抓马中心特地做了一个物品展览，老师若娱发现，二次元物品的展台那儿小观众最为活跃。“孩子们为什么迷小马宝莉卡？因为这代小学生课间只有10-15分钟，去掉上下课准备铃和上厕所只有5分钟了。5分钟里没法下楼跑步、玩球，却能分享3张卡，这是他们在有限时间里最便捷的社交筹码。”
抓马不重视“声台形表”，不讲求扮相是否漂亮、动作是否严丝合缝，而是强调相互的探讨、碰撞，了解和表达自己，“前期的这个过程远比最后的演出结果重要。”
▲抓马教育部分老师在抓马中心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这样的价值理念来源于半个多世纪前。1960年代，希思考特、盖文·波顿等英国教育戏剧先驱挑战传统的戏剧观念，提出要帮助儿童理解社会及处理社会与自身的关系。此后教育戏剧的定义和解释各异，但价值观日渐明晰：不是教一个学科或技能，而是探索如何成为一个人，探索一种有关哲学、伦理、价值观和不同的声音。
克里斯的青年时代经历过英国工人运动、柏林墙倒塌等一系列大事件，他所在的兰开斯特公爵剧团曾因剧目讨论战争而失去资金支持，后来在工作中为中学生创作的教育剧场项目又因“9·11”事件而中断，但他从未放弃用戏剧来探讨校园暴力、阶级不平等等社会议题。用一位了解他的朋友的话说，“他不仅去过溪流，而且他从未离开，他浑身都湿透了。”
三十多年后，中国剧作家李婴宁师从理论家大卫·戴维斯，将教育戏剧从英国引入国内。人在北京的企业高管王威当时正好想给女儿找家早教机构，无意中接触到教育戏剧，她去上海拜访李婴宁，后者引见了时任伯明翰教育剧场剧团艺术总监的克里斯，曹曦、陈媛和更多的老师随后加入，大家一起琢磨、实验，逐步把抓马“捏”成了今天的样子。
不过，在最初的一两年，王威和曹曦也曾把教育戏剧当作一种课程、方法论。“慢慢才摸着门道。教育戏剧没有固定程式，我们是和孩子们共同创造一种公共空间，他们可以自由开放地去观看自我，关心和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
曹曦提到对他影响至深的大卫·戴维斯，“他常说，戏剧人要听广播，知道你的街区在发生什么。今天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半个世纪前大不同了，但戏剧的本质仍是要反映和回应我们自身的关切。”
通过不同的角色找到自己
如今，抓马的孩子从3岁到8岁为教育戏剧课（故事班）阶段，先在各种故事里浸泡，不做公开演出；8岁后可升入少年剧场，12岁进入青年剧团，一年精心打磨一到两部戏剧并公演，直到17岁左右“毕业”。
在抓马，表演不强调演技，不需要背诵台词，因为通过一年的探索，孩子们都能够理解和掌握故事。在抓马的很多剧目里，到最后角色互换演员是常事。
但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委实很难向初来者解释——它甚至都没有固定模式。有的家庭表示，他们也不太明白“教育戏剧”是什么意思，只是寄望给孩子找个周末能放松的地方；有的为了让孩子交到朋友；还有的直接对王威提出，“孩子不爱说话，你们这儿能帮帮忙吗？”
身为6岁女孩安宝的爸爸，施楠起初也没对教育戏剧有太多感觉。直到有几周，孩子们排了一个“父母要出差，孩子把行李弄乱，不想让爸妈走”的故事。
“在那个片段里，孩子不让妈妈走，安宝当时生气地打我，我一时不知道她到底是入戏，还是对我真的生气。”随后的情节，施楠扮演故事里的妈妈，于是他问安宝，愿不愿意跟自己一起走？“孩子同意。我就把她装在箱子里，跟我一起出差了。”
一周之后的回家路上，安宝跟施楠说，“爸爸，虽然你有时会生气，但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那是第一次，施楠意识到戏剧活动对现实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有些东西在安宝心里生根了。“其实我常陪安宝做游戏，但可能她能感觉到我因为有工作，和她玩耍的时间也是有限度的。但从那之后，安宝对我变宽容了，不太冲我发脾气，她好像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
在文化领域工作的嘉迎，则是看了抓马青年剧团的一部戏后被触动了。剧里有学校教育、亲子关系，还涉及到情感等。“即便是放在成年人的戏剧作品里，它的表达也很先锋。”
于是，她给女儿报名了暑期戏剧营。9岁孩子平生第一次参演的戏剧，改编自《蝇王》的《花脸面具》，讲述一群遭遇空难的孩子在荒岛生存，因为食物和权力的争斗相互残杀，从岛上回国后，他们陷入了长期的心理创伤。
嘉迎没想到的是诚利和 ，剧的后半部分是开放式的：导演陈媛邀请观剧的家长和小朋友担任咨询师，分别走入四个受创孩子的房间，用即时的语言、行动，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开“心防”。
回忆起来，嘉迎依然对孩子们的表现感到不可思议，“比如那个像患上强迫症一样不停擦眼镜的彼得，还有男主角杰克，他的发抖看上去那么真实。我忍不住想，每个孩子其实都有很多能力，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被挖掘出来？还有他们那么入戏，是否也是和剧情共振了？”
扮演杰克的阿蓝当时11岁，个子和年龄都是演员中最大的。剧中的杰克因为在岛上没看好火，错过被大船拯救的机会，遭到其他人的斥责。经过一夜的内心活动，他将泥土抹在脸上，蜕变成了野兽般恃强凌弱的“花脸头人”。
看到儿子在台上大声号令别人，阿蓝的妈妈蓓蓓又吃惊又感叹：“我夸他说，你演得真好！他说我这不是演的，真是我代入了。可在生活里他闷声不响。我有时想和他一起活动，怎么都‘带不动’他，更不用说做一个‘带头大哥’了。但在戏剧里，他却有非常多的主动性。”
为何孩子们能在一个装置简约、观众也很少的舞台迸发出平时不太可能有的力量？
在曹曦看来，这既是教育戏剧的魅力，也是它的目的：“我们需要讲一个别人的故事，把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演出来，通过那个角色我们可以认识到自己内心忽视或者不愿意触碰的东西。”
阿蓝在青年剧团排的第一部戏是《风暴之眼》，那时的他正经历难以言说的迷茫：因为不太了解社交边界，在学校和男生女生都走得近，“不懂拒绝”，有同学叫他“花心舔狗”，还有人当他面说黄段子嘲弄。“我一直觉得这世界挺美好的，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你抱有善意。”
渐渐地，他上课老走神，总觉得别人在说自己。终于有一天，阿蓝从学校跑掉了。
直到在《风暴之眼》中扮演李楠迪，阿蓝好像开了窍。李楠迪被父母呵护长大，人很善良，遇见米兰，对方却不愿接受父亲的摆布与他结合，直言“我不爱你，不能和你结婚”。李楠迪既被米兰的独立震惊，也头一次尝到了受挫感，原来还有人不喜欢他。阿蓝也明白了，生活中总有人会对你戴滤镜，也有人对你有刻板印象，“接受就好，没必要想太多。”
▲2024年年初抓马青年剧团赴英交流期间，阿蓝对着利物浦海滩 《另一个地方》 雕塑释放心情后独坐 图/受访者提供
在《我是谁？》里，一个叫杨可欣的女生痴迷于被不同的男生喜欢，“哪怕被人叫‘绿茶’也没关系”，但当对方没有及时给予她期待的回应，她便会惶恐甚至抓狂。这个角色设定来自杨可欣的扮演者璇璇对生活的观察。
璇璇很早就在与同学小连的玩耍中发现，小连特别想吸引同龄男孩子的注意，疯狂写情书。在学校，她会因为璇璇与她想接触的男生说了话，冲璇璇大发脾气；也会因被女同学的抹布水溅到而大骂，把抹布水倒在同学桌上……
璇璇一度非常费解，只想躲开小连。直到有次去了小连家，才发现小连的父母不尊重孩子，不管人前人后总会用语言贬损两个女儿。在外面看似张扬的小连，在家中却显得格外弱小，她和妹妹都养成了取悦他人的习惯。“她很想谈恋爱，是因为她特别想要逃离这个家，她不想跟父母待在一起。”
如今璇璇与小连也没有走得更近，但她不会再跟小连置气。从八九岁开始，璇璇渐渐学会把独处和社交时的一些小细节、莫名的情绪一点点往外转，到抓马时把它扔出来。再遇到冲突，她会运用习得的边界感来应对。在璇璇妈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
如果说一般的戏剧中，演员像一个管道，让不同的角色进到自己身体里面。教育戏剧则是通过不同的角色找到自己。虚构的境遇提供了安全的距离，让孩子得以不断试错。教育戏剧相信：当一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感受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重要的，是值得倾听和接纳的，他日走到了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中，他也会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自我”，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我是谁？》 里，女主角吴盈姗 （桌上女生，刘小菡饰） 被同学霸凌后，AI智能体 （璇璇饰） 和她对话 图/受访者提供
镜子
学会提问、不盲从，正是类似抓马这样的教育方式所要传递给孩子的。但长期在这种思维和文化中浸润、长出独立人格的孩子，却不一定是成年人立刻喜闻乐见的。
阿蓝的爸爸在剧场里观看《风暴之眼》，当看到剧中米兰要摆脱父亲普洛斯彼罗的掌控，质疑他的思想灌输时，坐立不安，“怎么可以告诉孩子们这些？！”他只觉得孩子的自由意志被蛊惑了。
作为一个追求批判性思维的母亲，嘉迎明白抓马不是让孩子关注负面的东西，而是让他们在戏剧中提前练习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但面对处在“前青春期”的女儿，她有时也感到些许无奈。
“我们这一代（70后、80后）总被家长拿去跟别的孩子比较。现在呢，孩子又会拿我们去和网上流行的那种很理解孩子的电子父母比，我会直接说现实中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父母。孩子说我老是绷着一张脸。想想也是。那我会跟她说，妈妈也有烦恼，因为工作缠身、其他的焦虑等等。”
好几个妈妈提到了某种无形的“分裂感”：孩子接受了“要发现和表达自我”的熏陶，但周末的抓马课过完，回到周一到周五，又要在强调规训和标准答案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怎么办？
嘉迎说，她会和女儿聊，体制中的人是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学校老师可能有刻板教条的一面，但老师们也有可爱和付出的一面。比如孩子对拖堂、主科老师占副科的课不满，那我就和她半开玩笑说，你们老师怎么能这么热爱工作呢，他们责任心好强呵。你要帮孩子在批判的同时去理解和讨论，怎么在不同环境里顺滑地调节。”身为母亲，嘉迎觉得这并不容易。“不是每个家庭都能选择体制外的道路，我们要学会在主流环境里做自己。”
如何看待孩子的爱好，与青春期的儿女沟通，趟出一条适合自己家庭的道路？抓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如同一面面镜子，折射出这个时代成年人的焦虑和忧思。
刚从青年剧团毕业的乐乐知识面广博，尤爱文学历史。但上初中时，数学成了短板。题不会做，老师罚他出去站着，作业错了不改对也不让进教室。直到有一阵父亲老侯送儿子去上学，离学校还有一两公里，孩子脸上满是紧张，却还要调整许久，才能强行克服不情愿进入校门。老侯这才发现，孩子的心理问题已经很大了。
“老师罚他的时候，他自尊心很受挫，但说不出来。那会儿他正好被选中在《麦克白》里当主角，就拿了本台词站在教室外头背。老师越发不能接受。我当时也不太理解，觉得是戏剧耽误了孩子的数学学习。”老侯回忆，《麦克白》是难度极高的一部戏，乐乐演得酣畅淋漓。但他那时一心想让孩子专心备考高中，演出结束后没再续报抓马。
“麦克白到后来有些癫狂，乐乐在演出时的忘我，其实也是把自己的压抑宣泄出来。但我那时不了解孩子，没有成为他的港湾。”夫妻俩带着乐乐办了休学，回归抓马。乐乐身心恢复后选择了念职高，目标明确：学好英语，去图书馆尽情看书，去课外补数学。家里又有了笑声。
老侯意识到，学校教育在孩子的一生中，仅仅是一小段历程。“不要不假思索地给孩子贴上‘逆反’的标签，这是孩子探索世界的萌芽。孩子也要试着包容父母的反对意见，因为父母也有固守成规跟不上你们步伐的尴尬。作为家长，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只要和孩子一起，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就好。”
▲乐乐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另一个地方”
剧团不大，一个项目会如一场缓慢的核变，在一年里渗透到各个角落：青年剧团的孩子也参与少年剧场的议题，家长在工作坊里游戏、思辩、开掘自己，抓马还会邀请其他嘉宾来交流，孩子和剧团的成年人们一起为演出筹款、设计道具、舞美……最终，排一个戏其实是几十甚至上百人在三百多天里参与了脑力激荡和互助接力。
自成立以来，青年剧团每场演出前都有一个固定的抽签仪式。“信心、希望、明亮、友善……”参与者依次从纸盒里抽出一个词，念出来，大家鼓掌欢呼。演出完毕，常有孩子忍不住失声大哭，既是不舍有些伙伴的离团，也是不忍告别这一年充满摔打与重建的精神之旅。
曹曦很少落泪，在演后谈环节也见不到他的身影。相比大家的难舍难分，他更在意的是，一年过去，你会不会对自己多了一点省思？有没有变成一个更丰富的人？
青少年面临的困境又是普世的。《我是谁？》和《狂_人日记》创作时，今年引发热议的英剧《混沌少年时》也在拍摄制作中。在那部4集英剧里，13岁的男生杰米和他杀害的女生凯蒂，分别困在像“incel”（非自愿单身者）标签和厌女、容貌身材羞辱等种种网络毒瘤里。“他们好像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他人怎么看自己。而父母像和他们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
创作同时、主题接近，克里斯认为这并非“巧合”，“每一个从家庭、学校难以得到自尊满足的青少年都可能被社交媒体‘捕获’、塑造。只能说这样的现象‘全球同步’。”他屡屡提及今天的英国消费主义和腐败盛行、教育僵化、政府不作为，“这有点像我们知道自己在一辆飞速驶向悬崖边缘的车里，社会却决定蒙上眼睛，踩下油门。相比之下，中国父母对子女学业成功的期望和压力、对孩子的掌控欲，更为显著。”
但把一切都推给所谓“体制、系统”，好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谁来承担责任？每个个体能做些什么？
▲《我是谁？》 剧照 图/受访者提供
蔓蔓的学习成绩向来很好，但她内心充满纠结和不满——她就是那个“不明白分数意义还不许自己掉队”的女孩。
她的心愿是考上大学后，成为一名律师或检察官，但又觉得自己“好平庸、窝囊，只是因为这是一条稳妥、体面的路”。她吹了六年单簧管，到《狂_人日记》才第一次尝试自己作曲、唱出心里的想法。她羡慕剧团乐队里的吉他手。“他就立志要搞音乐，他可以放声大喊。我做不到，我也好想未来能找到可以耗尽一生去追求的光。”
“这不就是艺术的责任和作用吗？因为不适感，你才有反思，但最终要把他人也带进（你的表达里）。”曹曦鼓励这群孩子尝试音乐创作，在宣泄的同时不忘与他人交流。“只要有把自己扔出去的渴望，也有与人连接的动力，就没问题。”
最近几个月，曹曦忙活着筹建“注意力俱乐部（Focus Lab）”，即帮助抓马的孩子们更健康地使用手机、平板，凝聚注意力。“太多人会说，演了这戏又怎么样，改变不了什么？戏剧是一个需要动员很多资源和能量的东西，实践起来还是相当不容易的。在这之余，我们就去想想办法，做一些比较短小、能看到起效的事情。”
这与嘉迎的体会很相似：“青春期的孩子很注重自己的情绪，有时会放大痛苦。如果能多理解和帮助别人，可能会有助于缓解。”她说《我是谁？》里有的孩子戏份不多，但大部分时间在后台盯着电脑做舞台监督，完成得非常好。“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舞台主角，但教育戏剧会让孩子们学会，可以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在这部戏的末尾，吴盈姗将手伸向“废墟”中的霸凌女生罗萍——那一刻，她理解了对方的恐惧与创伤并施以援手，但不代表原谅她的霸凌。而接下来的场景是克里斯最喜欢的一幕：孩子们把原本横排竖行的课桌椅重新摆放，围成了一个圆圈。
这与曹曦写的《狂_人日记》的结尾似乎达成了某种巧合：当Cici用录像自拍举报了IEC与学校的勾结，其他同学陆续觉醒后，所有人聚在一起，纷纷表示，“我们不想忘记所有的一切。”接着把椅子拼成了一艘船的形状，扔开校服，怀着解脱束缚的畅快和期许驶向彼岸。
有人觉得这样的结尾“理想化”，曹曦不这么认为。“技术也可以以积极的方式来构建，比如Cici这样勇敢的举报，不就是孩子们在社会当中习得的么？最后一幕其实就是在一个已经破碎了的时代里，重新去建立属于孩子们的世界。”
（参考资料：抓马教育公号和视频号。感谢唐拉拉、林宇及其他受访者对本文的帮助。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和家长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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